本报记者　朱娟娟

 

 

　　李修文，1975年出生，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武汉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中短篇小说集《浮草传》《闲花落》及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等，曾获鲁迅文学奖、春天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编剧作品曾获大众电视金鹰奖。本报记者　朱娟娟／摄

　　如此大的天下，这么多的人，这一次，作家李修文选择了“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建一座纪念碑”。
2019年岁末的一天，李修文携新书《致江东父老》，出现在湖北省外文书店读者交流会上。身为茅盾文学新人奖与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湖北省作协主席，与读者刚一见面，李修文说，“没觉得自己的写作有什么不得了”。
《致江东父老》全书30万字，收录了十多篇文章，描写的是落魄的民间艺人、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过了气的女演员、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得不抛弃自己孩子的女人、靠歌唱获取勇气的穷人……是在当今叙事中，似乎越来越安放不下的一些人。
这样一些人，在作者笔下，“是可怜人、也是可爱人”。
这样一些“不值一提的人与事”，带给作者无尽的养分，“想要用尽量匹配的描述，带到更多读者面前。”李修文说。
“文学拥抱的是发不出来声音的人”
《致江东父老》聚焦的对象，似乎有着共同的标签：“小人物”。但作者并没有刻意去选择。
在作者眼里，自己同样是小人物；所记录的，都是一路上与自己同行、一起取暖的人，在这些相逢又别离中，所看到的那些明明灭灭、愁肠百转，那些丰富复杂与静水深流，“已然化为了命运本身”；是“作为人民而写作”，而不是“为人民而写作”。
事实上，在多个场合，李修文提到，从《捆绑上天堂》到《山河袈裟》，中间有十多年，自己甚少作品问世。这十多年，“我肯定遭遇过一些人生的窘境，而每每在窘境之中，无论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还是货真价实的帮助，大多来自这些‘人民’。由此，我愿意滴血认亲，和他们喝一杯酒走同一条路，仅此而已”。
“小人物的声音、痛哭、狂喜，是在文学里的。”不同于新闻学、社会学意义的角度，《致江东父老》聚焦这些“不值一提”的人与事，便是要去“拥抱发不出来声音的人”。
在李修文看来，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携带着一场暴雪，都携带着一座深渊。很多人一生中，要一个人度过多少兵荒马乱、十万火急的时刻，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时刻，内心已有了惊涛骇浪，但在别人看来这不值一提。“文学便是要去拥抱那些不确定的、疑难的、暧昧的、困难的东西，它往往是在新闻停止的地方、肉眼停止的地方，我们心灵的驿动才刚刚开始。”
不过，作家感兴趣的，并不是某种波澜诡谲的人生。“你说你的人生是特别的，其实，别人的人生也是特别的；你说你尝到过爱与苦痛，别人也尝到过非常珍贵与刻骨的爱与苦痛。”
在李修文看来，文学比拼的并不是苦难，而是人对于苦难的超越，起码是承受能力。
翻阅《致江东父老》，这些“不值一提的人和事”背后，贫寒中的情义，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如何没有倒下，苦水里浸泡过的心偏偏不肯被驯服——中国人身上最值得肯定的东西，依旧在我们的时代静水深流。这也是作者最珍重的美。
“写作是自己对自己的拯救”
提及创作历程中此前十多年的“不知所踪”，李修文说，自己写剧本去了，参与了一些影视剧的创作。编剧、制片人、策划、出品人、监制，都做过。他用“漂泊”“浪荡”“奔忙”来概述。他也提到，一些人可能猜测，他是不是过得“心如刀绞”？
他觉得其实还好，“我在生活。在生活的泥潭里，渡过了自己应该渡过的障碍。然后重新回来写作、成为一个作家，如此而已，我觉得非常幸运。”
李修文从二十四五岁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现在回头看，他觉得自己做专业作家“太早了”。
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坦陈，《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出版之后，自己一度沉寂，在写作上充满了颓丧和虚无之感，也在严重的自我怀疑中无法自拔，“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是过度文学化的生活所带来的伤害或者损耗。”
后来，他投向了影视圈。不同于写作时关起门来孤家寡人打自己的一场仗，影视剧的制作过程需要非常强的动手、协作能力，他和更多人产生了交集。“我首先是要去生活，然后才是去写作。”
这十多年，他也并不是在“体验生活”。他认为，生活不是能体验得清楚的。只有拿自己的遭际、肉身变成命运，拿生活变成命运本身，建立和这个时代的人的通道，才有可能对这个时代的人的内心、情感与遭际将心比心，真正进入对方的生存当中去。
在李修文看来，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写作”，一个作家有时要靠在日常生活中的磨砺、要经过时间的擦洗之后，才能明心见性。“当重新建立自己的肉身，使自己的身体长出新的‘关节’、长出新的‘器官’，来重新感知这个世界的时候，谁说这不是一种创作呢？”
《致江东父老》序言里，有这样一句：“天下可爱人，都是可怜人；天下可怜人，都是可爱人”。在他看来，这么多可爱与可怜聚集在一起，作为一个作家，如果有能力将其写出来，与这样的可爱、可怜相匹配，这既是一个写作者的尊严，“也是我们能够活下去、写下去的一根救命稻草”。
他这样总结：这本书是写给江东父老的一封信，实际仍是一种面向虚空的实在，“写作是相当沉重的，但也是自己对自己的拯救，是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
“青年人要少一点‘丧’，多一点定力与专注”
几乎与《致江东父老》中体现出的人对苦难的承受与超越一脉相承，当天与读者的交流中，李修文提到，面对苦痛，面对梦想，要多一点定力。“老实讲，我对今天好多年轻人过于‘丧’非常不满。荆楚文化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向死而生’的劲儿，到哪里去了呢？”
李修文不避讳自己曾在文学创作历程中十多年“不知所踪”，他引用了喜爱的诗人、剧作家沃尔科特的话：“要改变你的语言，首先改变你的生活”。
他进一步阐释，当生活已一潭死水时，语言不太可能有活力。而一个作家终其一生要警惕的，恰恰是语言的腐败与惯性。为了改变，让语言不断有生机、生趣、活力，“你就要保证你的人生有生机、有生趣、有活力”。
有年轻人请他开书单，似乎读完哪几本书就可以迅速精进、改变人生。他认为不存在这样的书，所谓阅读与写作，最重要的是建立它的有效性。而阅读的有效性，恰恰来自多读“无用”之书。
比如，热爱写作，就先将西方经典文学名著读一遍，“不断地读，不计后果、不问前程地读，到最后反而发现，实际上它改变了你的人生，变成最有用的东西。”
在他看来，当认定了心底的梦想，便不要被一种所谓的“成功学”所囚禁、束缚，甚至阉割。16岁起，凡是跟自己的写作目的相违背的事情，无论多么花团锦簇，他都会掉头就走。现在回过头来看，因为心无旁骛，这样反而最节省时间。
由读书写作推及开来，李修文提到，无论历朝历代，无论活在任何一个时空里，每个人都要孤绝地打一场自己才能完成的“战争”。
他举了个例子，在跟搭档宁浩导演一起参加活动时，经常有年轻人希望宁浩鼓励几句。宁浩总是冷冷地回答对方，“做导演是不需要鼓励的”。
李修文有着类似的解读：“如果要完成自己的一场命运，就必须有一种向目的地殉道的精神。这不是一个技法、一种技巧所能解决的事情。”
他还提到了中国古代文人一个特别好的姿态：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写下那么多诗作，但从来没有自传。“他们深信自己写下的诗文，已经化为了山水草木本身，已经和我们的时间、空间相结合。这种姿态，在一个巨大的虚空当中的一种实在，一种在无人观看处的实在，就是自己实打实的存在。”他说，这影响了自己整个写作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