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手艺人，总是不免让人想起那些颇具传奇意味的匠心匠技。因此当我们走进葛亮笔下港产的飞发铺中，时刻转动的红白蓝灯柱、理发之时弥漫的柑叶香精、以及剪发后鬓角到耳际渐变的青白流线，无一不让人陷入一种名为怀旧的莫名情绪之中。从“乐群”的一脉相承到“温莎”的最终关闭，葛亮通过描写飞发匠与所处空间的休戚与共，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具体的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个体记忆在与时间的抗争中熠熠生辉，并以其个体性与具体性抗争着所谓的遗忘与虚无。

　　重现过去的真实世界，对于作家而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刚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飞发》正是从看似多余的名物考据开始，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物的世界。小说开头首先为我们交代了有关于“飞发”名称的来龙去脉。从辛亥革命开始，有了推剪，中国男人才有了今日之普遍发型。而小说中的飞发一词正是源于广府人对于英文“fit”的吸收之中，伴随着剪发师傅飞白的特定动作，港产飞发铺也应运而生。此后小说事无巨细地描述了飞发铺所处的地理环境。从乐群飞发铺带着烟火气息的红砖墙建筑，到孔雀飞发铺，有着：“堂皇的门口，高大的西门汀罗马柱上是拱形的圆顶，上面有巨大的白孔雀浮雕。”以及坐落于街道的温莎飞发铺：“标牌上有一个剪影，是个典型的西方绅士形象。”生活的真实开始凝聚在这一个个充满怀旧意味的事与物中。

　　而既然谈剪发，小说中自然少不了对于技艺的描写。从飞发的暗语到三色灯柱的由来，葛亮努力使得这些细节变得真实起来。在对飞发技艺的具体描绘中，一种特此性在小说文本中得以凸显。所谓的特此性是指细节能把抽象的东西引向自身，并且用一种触手可及的感觉消除抽象。比如在小说中我第一次剪发后发现：“头发中间有水墨退晕一般的渐变，从鬓角到耳际，是圆润青白的流线。”这种飞发的灰度很容易让读者体悟技艺的高超之处。而对于整个港岛飞发铺而言，它的这种触手可及性更多趋向于一种实体——飞发铺内柑叶精油的气味、普普风的大幅海报、飞发师傅手中挥动的剃刀，总能让人处于一种特定的情境之中。

　　但是它也可以仅仅是一个名字或一则轶闻，在小说中这种触手可及的感觉也通过“孔雀”这个带有传奇意味的名字得以展现。北角一带的老辈人，谈起孔雀，总是有许多可堪回味之处，仿佛那是他们的集体回忆。众人的怀念首先就为“孔雀”这个故事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小说中的历史于是沿着“孔雀”故事的盛衰之路浮现出来。在对翟玉成飞发匠生涯的描绘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历史也开始逐渐成形。伴随翟玉成亲自登高，将哥伦比亚祖母绿，镶进浮雕白孔雀眼中之时，香港也来到泡沫经济的顶点，而孔雀飞发铺的消亡同样也伴随着数万香港股民的哀鸣。这种对于遥远香港历史的怀旧感最终在偏居一隅的飞发铺中成为真切的历史感，借此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可以时刻栖息于其中的物的世界。

　　事实上，对于葛亮而言，单纯的怀旧并不是作者的主要意图。《飞发》中作者刻画出一个如此庞大的物的世界，更多意义上是为了通过回忆去追寻失去的时间。《飞发》中很多地方都体现了时间的重现，比如翟师傅与庄师傅使用几十年的德国Boker牌、孖人牌剃刀，以及小说中若隐若现的“孔雀旧人”。小说最终以翟师傅的逝去与温莎的关闭作为结局，而庄师傅作为老辈仅存的飞发匠，也不禁发出“我的头发谁来剪”的疑问。事实上，正如作者所言，面对无法抗拒的世界的新陈代谢，我们只希望这个过程能够慢一点。因此，《飞发》最终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以个体生命的具体记忆方式同不可逆转的时间流逝进行抗争。对于葛亮而言历史的意义实际上保存于手艺人的个体记忆之中。这种意义甚至是书中所谓的港岛民俗博物馆所无法体现的。因为民俗博物馆保留的只是公共记忆，但是个体记忆往往存留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它往往存活在街头巷尾中的孔雀故事里，更存活在翟师傅与庄师傅十数年的同行相争中。这种记忆往往被宏大的历史叙述所掩盖，但是它却真正提供着对于香港流金岁月的历史见证。

　　书中飞发匠的生存方式实际上具备一种个体性与具体性，葛亮正试图通过这种特性抗争遗忘与抽象。正如结尾康仔最终出师，剪发技术传承的同时，个体记忆也会随之蔓延。所以其实庄师傅大可不必担心，康仔已然接过了属于手艺人的传承。到此，我们或许也可缓一口气，手艺的传承至少证明了一点，历史的存在对于现实并非毫无意义，有关时间的细枝末节仍然值得被我们关注，这样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