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夕，我来到张永枚位于广州的家时，他正站立在客厅中央，挺拔的身形像一棵不老松，等待着我这个素未谋面的四川小老乡。

　　张永枚家世代行医，祖父是中国第一代留学日本的西医，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出生在民主进步家庭的张永枚，读过《诗经》《四书》《左传》和李白、杜甫的诗，但更喜欢看《三国演义》等古代战争类小说。“尤其喜欢诸葛亮、郭嘉、荀彧、司马懿那样的军师，小时候希望将来自己能当个军师或者医生。”

　　1949年12月初，在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读书的张永枚，正跟一群年轻人在西山公园椭圆顶钟楼旁边的体育场打篮球。不知何时球场边有位军人在观战，有人投球中篮就叫声“好”；休息时，军人就坐到中间跟大家摆“龙门阵”。

　　“后来才知道他是42军军长吴瑞林，正在组建42军军政干校，要招收4000名知识青年。我想，报名读军校，将来就有机会进军队，当参谋（军师）的梦想就有可能实现。”

　　于是，未满18岁的张永枚离开巴山蜀水，北上黑龙江省洮南县，一边学习，一边开荒生产，开始革命人生的求索，这也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不了“军师”，做文艺兵也一样出彩

　　朝鲜战争爆发后，张永枚提前毕业上前线，他在志愿栏填了“参谋和医生”，偏偏事与愿违，被分进了文工团搞创作。“文工团、球队是42军很爱惜的‘两件宝’。”张永枚说，上了战场，政治部给每人发一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家就开始一边做战勤工作，一边搞创作，写东西，上火线慰问演出。

　　“那时候后勤供应困难，我到连队采访都是自己带着米，要吃饭就交一缸子米。”到后来，为了便利防空，志愿军战士们用炒面当干粮。张永枚在朝鲜洪川江畔，写过一首快板诗《好干粮》：“炒面是咱好干粮，行军打仗带身旁。不用锅灶不用火，翻山涉水真便当。炒面拌雪甜又香，难忘祖国情意长；吃下祖国香炒面，多抓俘虏多缴枪。一勺炒面一颗心，祖国盼咱立功勋；不灭鬼子不算了，祖国祖国你放心！”

　　张永枚撰写的一篇篇战地诗作，也像英雄的战士一样穿上了军装，将军人使命跟冰天雪地的自然环境与战争的残酷相结合，将战场上涌现的事件和英雄，跟波涛汹涌的战地细节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人读起来非常自然地融入诗作中，进而犹如身临其境，火线上奋勇杀敌、向死寻生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比如以“铁臂鹰眼”关崇贵“机枪点名”为原型的《机枪手》（老延安作曲家彦克谱曲，战士歌舞团男声小组演出），“机关枪，一声吼，敌人胆战心发抖，连发点射，织成火网，封锁着道路和渡口。打得敌人头破血流，不敢再回头，我们是寸土不丢，英勇坚守的机枪手！机关枪，一声吼，压得敌人抬不起头，发扬火力，掩护战友，冲开了战斗的突破口。打得敌人四散逃命，好像丧家狗，我们是攻无不克 勇往直前的机枪手！”

　　战场上较量次数多了，敌军形容42军牛角峰英雄连是井冈山下来的部队。连支部认为“敌人是个好教员”，提出发扬井冈山革命传统，张永枚遂以《井冈山月》和之：“五大哨口通天亮，山峰似水涌浪叠，托出一轮明月。井冈山月，最圆、最皎洁，一派光芒永不灭！井冈山月，照过当年红军营，照过革命英雄血！”

　　从抗美援朝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张永枚，从此走上军旅创作之路。他把在前线写下的诗歌，结集为诗集《新春》，其中《我的丈夫是英雄》曾广为流传，获1955年中南军区文艺汇演创作一等奖、志愿军总部优秀创作奖。

　　“清水河，清又清，我的丈夫是志愿军，太阳下花开花更红，我的丈夫是英雄。 一片片大雪纷纷下，他抗美援朝离开了家；村北头，柳树下，夫妻临别定计划，不当模范不相见，当上英雄才回家。盼到柳树发了芽，红通通的喜报捎回了家，红通通的喜报捎回了家呀，媳妇的心里乐开了花……”我在网上找到了歌颂志愿军战士的《我的丈夫是英雄》，播放起来。这首歌把一个英雄战士的妻子以自己的丈夫英勇杀敌、保家卫国为荣的骄傲自豪，尽情地表达出来。

　　张永枚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听着，眼睛微闭，思绪似乎回到了当年抗美援朝的前沿阵地。文工团里15岁的马玉涛、17岁的王玉荣等，都在战场上纵情唱过这首歌，战士们因此备受鼓舞，斗志增强。《我的丈夫是英雄》传回国内，在人民群众中也迅速流行起来。

　　见张永枚还在沉思，我把3年前从广播里听到的故事，讲了出来：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推出特别报道《我和我的祖国》节目，在贵州省贵阳市志愿军老战士谌佛生家的采访现场，记者播放《我的丈夫是英雄》歌曲时，能清晰听到谌老的老伴断断续续地跟着哼唱的声音。

　　一切交由读者去评论，人民去传播

　　“您看，好的作品不管过去多长时间，都会唤起人们心底的记忆。您对自己写过的作品，哪一篇或哪一部最满意？”我问。

　　张永枚立即站了起来，大手一挥，朗声道：“我没有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一切交由读者去评论，人民去传播。”

　　“广州白云山有个‘红歌会’，我听他们唱过《人民军队忠于党》。1960年至今，这首歌传唱了几十年，2009年还入选中宣部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在我军重大的庆典场合，甚至国庆阅兵、抗战胜利纪念日都能听到这首歌的旋律……”我说。

　　“那是肖民（著名军旅作曲家）的曲子谱得好。”我话未说完，张永枚便抢着夸起了他曾经的同事。我正想说：曲谱再好，也要有歌词做基础。没想到的是，他竟然轻声哼唱起了《人民军队忠于党》。我手捧泛黄的词谱本对照，唱得一字不差，中气十足。

　　张永枚创作《人民军队忠于党》前，跟肖民一起深入井冈山，实地体验当年红军艰苦战斗、生存的环境。红军百折不挠的意志、必胜的信念、坚持战斗的事迹，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他立足井冈山，将人民军队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作了高度概括，以问答方式阐明“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很快便写出歌词。肖民经过两天一夜的琢磨，就完成了谱曲。

　　我与曾任海军某部上校正团职部队长的退役老兵何乃文谈起《人民军队忠于党》。他说自己“1972年入伍，唱过这首队列歌”。“最显著的特点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要历史都描述出来。每次唱起这首歌，我眼前就会呈现出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单兵种到多兵种的既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发展历程的画面。”何乃文说。

　　好的诗歌都是来自生活的沃土

　　已经成长为“高峰”的张永枚，显然不愿意跟我谈“成就”。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的瞿琮曾经这样写道：我一辈子，最仰慕三位词人：乔羽为尊，还有就是张永枚（《人民军队忠于党》《骑马挎枪走天下》）和洪源（《学习雷锋好榜样》《北京颂歌》）。

　　“在您几十年的军旅创作生涯里，有什么采写经历是您最难忘的吗？”提这个问题前，我猜想张永枚会聊起创作《西沙之战》期间，三天三夜只吃了四个汤圆的事。《西沙之战》以诗报告的形式，在《光明日报》首发，并被《人民日报》转载，之后迅速被译成英文、法文、蒙古文等十几种文字，传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雪白的哈达》说起吧。”张永枚甫一开口，我就意识到自己“导向性”的提问思路错了。

　　1959年3月28日，西藏百万农奴从苦难走向辉煌。“我当时深入藏区走访，所到之处，人们载歌载舞、欢天喜地，那一张张敦厚、淳朴的笑脸，像高原山顶的雪一样纯洁，像高原湛蓝的天空一样澄澈。我当时就想，从命如草芥到翻身自己做主人，从与牛羊同住到幸福安居，从大字不识到读书扫盲，从一无所有到自力更生大生产……藏族同胞这样的幸福，我感同身受。我想在创作中，既要向世人昭示旧西藏暗无天日的黑暗历史，又要展现社会主义新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张永枚说。

　　讲完这段经历，张永枚示意我喝茶，自己也端起茶杯品茗。女儿张湖婷则打开手上捧着的书，轻声朗诵起《雪白的哈达》。

　　在同事吴大勇眼里，张永枚是浑身带着战火硝烟的诗人、高唱军歌的行吟诗人、紧贴战士铸造军魂的诗人、战战兢兢怕停了“针绣”的诗人，形容张永枚诗作里的战士：五十年代是“骑马挎枪走天下”，八十年代是“青春，露出红石榴般的笑” 。

　　不管张永枚怎样回避自己已经取得的文学成就，但已出版的40多部诗集、长篇小说、纪实文学、长篇叙事诗、戏剧、电影文学、儿童文学、诗论集，已经让他矗立成一座高峰。

　　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得主章以武说，张永枚的诗作思想境界高远，经得起历史和时代的考验。“他从战场走来，从军营走来，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好的诗歌都是来自生活的沃土，这一点对今天的作家也非常有启发作用。”

　　我们的国旗还没有专用歌，我想为她写一首歌词

　　生于1956年的张湖婷说，打记事起，父亲随时都会接到采访任务。有时一家人正一起吃饭时被人叫走，有时晚上睡觉前还在家，第二天早上起床又不见人。“父亲又是那种雷厉风行、精力旺盛的风格，接到任务时不管在干什么，马上起身就走。”起初张湖婷还问妈妈要爸爸，后来习惯了，知道爸爸又去采风、体验生活了。

　　其实母亲也挺忙。母亲在战士歌舞团工作，也经常外出演出不在家。张湖婷很小就被送进幼儿园全托，很多周末都是在幼儿园度过。

　　“那时我看到别的孩子都有人接，然后高高兴兴回家，而自己却没人接，心里十分不愉快。”张湖婷说，“所以每次父亲或母亲送我上幼儿园时，我都会大哭，怕他们不要我了。”

　　16岁那年，张湖婷追随父母的脚步，成了军区医院的一名护士。1979年2月，医院接到参加自卫反击战的任务，名单上没有张湖婷的名字。“我心想，父亲笔下的诗作，都能像战士那样去战斗。我作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更应该像父亲和他的诗作一样，去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于是，张湖婷走进正在开会的领导办公室，郑重其事地递上请战书。

　　“领导批准我参加野战所。”在原广州军区第一招待所待命奔赴广西前线时，张湖婷第一次真正有一种生死离别的感觉，于是给在北京的父亲打了个长途电话。张永枚在电话那头说：“爸爸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上战场没那么可怕。你在战场上也不要怕，要勇敢镇定，才能面对一切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张湖婷说，在枪炮声中穿梭忙碌时，自己心底始终记着爸爸的话：不要怕，要勇敢镇定！

　　“父亲写的诗最喜欢哪一首？”我问。

　　张湖婷回答说自己是父亲的忠实粉丝，《臂膀》这首诗是她最喜欢的。“修路的战士，炸断了一条臂膀，爱人掩着脸，痛在她心上。战士说：别伤心！你看这公路，穿雪谷，越大江，风云万里，伸到远方，那就是我的臂膀。”

　　张永枚这首短诗写的是修川藏公路的一位战士。“父亲在现场采访时，那位战士挥舞着失去臂膀的空袖，在他面前谈笑风生。”诗中，张永枚将战士失去的臂膀与部队修建成的公路相联系比喻，短短的诗句，体现了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时也颂扬了战士为建设西藏付出青春代价的精神。

　　“张老一生写了很多战士诗。除了这些，你发现他还有别的诗作风格吗？”

　　“当然有。你看1953年写的这首《还乡曲》！”

　　“走着走着心直跳，我的家拐弯就来到。低声说句：我回来了！试一试口音变了多少！乡音没改人变了，紧一紧腰带正一正军帽，擦一擦红星多自豪，这就是六年前的庄稼佬！”

　　“还是写的战士！只是写的是他自己！”我说。与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不同，张永枚与古人远归相似，心情悲喜与自豪则大不相同，时代气息和感人的力量至今依然扑面而来。

　　“作为一名军旅作家，父亲就是这样。一生都在勤勤恳恳地投入他的创作事业，留下了很多宝贵不朽的作品。我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自豪骄傲！”张湖婷有些激动，嗓音明显大了些。

　　谈到自己的创作遗憾，张永枚说：“我们的国旗还没有专用歌，我想为她写一首歌词。”张永枚从面前的一叠资料中抽出一个信封，指着信封背面，那上面有几行经过反复推敲、修改的文字。“这是前几天写的，专门写给国旗的。”

　　“您现在还在坚持创作？”

　　“两年前每天坚持写作两个钟，后来病了一场，现在封笔了。”张湖婷替父作答。

　　“看起来不太通顺，我重新梳理一遍。”张永枚拿起信封，朝书房走去。就在他埋首认真书写时，我发现他穿着的西装右肩，居然有一处自然破烂的洞。

　　这首我现场见证张永枚逐字推敲的《国旗》，笔底充满力量、自信和向往，时代感依然那么强烈。

　　“一颗大星红太阳/四颗星星向中央/中华民族工农兵学商/一代代高举国旗忠于党/苦干拼出四个现代化/一带一路友情心相帮/人类共同命运车轮奔理想/五星红旗天长地久高飘扬。”

　　“这首《国旗》歌词，但愿会有人谱曲成歌！”张永枚说。

　　“张老还记得您的《骑马挎枪走天下》在哪里首发的吗？”

　　“《中国青年报》。”

　　“我就是受中国青年报社委托来采访您的。您能为当代青年说两句勉励的话吗？”

　　张永枚又是大手一挥，大声说：“我没有资格去勉励青年。”正当我面露尴尬时，又听见张永枚哼唱起了《人民军队忠于党》。

　　我恍然大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代青年应该像歌词中人民军队百年来走过的历程那样，去战斗，去拼搏，去实现。

　　（鸣谢：张永枚之女张湖婷女士，原广东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郑毅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