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立足某一作品的评论不同，“作家论”的书写注定是一项繁复的工程。它不仅要求评论家要把眼光从单篇文本延伸至作家某段时期的创作面貌（乃至其全部的文学生涯），而且要在体察作家所处的社会背景、个人的文化接受的过程中，融入笔者以旁观视野进行的对作家内在精神、思想个性，以及作品和现实生活对应状况的多向度审思。在《风中结缘：论小说六家》中，金理以独到的观察和绵密的笔力，分别对6位作家展开论述，这与其说是一个为作品赋予个人解读的过程，不妨看成是他与同时代作家们一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交流与互动。文学研究者应当以什么样的姿态走进文学现场？这是开展文学批评要思考的首要问题。在此书中，金理给自己的定位是一名“听风者”。“风”本身便是虚无缥缈之物，它代表着繁复，驳杂，充满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丝丝缕缕的风声终日在耳畔响过，犹如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万千写作者的众声喧嚣。长期以来深入文学现场的金理，便是风场中恒久不动的旗帜或桅杆。他始终在风中等待着一团团不期而至的风和他结缘。

　　把握作者的写作姿态，再翻开这本书，自然会感受到他如清风漫漶一般的论述风格。更多的时候，金理都是在进行不疾不徐的文本分析。其论述是紧贴中心情节展开的，我们期待的归纳、总结、议论等变得格外难寻。开篇的叶弥论，金理着重分析《成长如蜕》一文。在这场对“弟弟”的围猎中，围捕者纷纷被金理套上了象征某一群体或某种面貌的外衣，从而不单单代表“这个人”，而是成为了“这类人”。譬如父亲成了专横的君王，姐姐是理性的观察者。小说中的人物从单一个体成为某一符号，不同态度，不同立场的人相互碰撞，此时的讨论便得以跳脱出文本的局限，向更贴近现实和道德的层面进发。如果以传统的眼光来看，《成长如蜕》这篇文章仍旧从属于“父与子”这一经典母题，但金理却梳理出了另类的演绎方式。其中的“父”与“子”都具备一种对现有身份的挑战意识和反叛精神，甚至在某些细节的支撑下，相互排斥的两人竟表现出些许共性。“强权意志”与“孤立无援”在本该针锋相对之时，却因“冥冥之手”默然地走向了调和。我们可以看出，金理选择对此种家庭伦理矛盾的把握并非随机之举，以其列出的刘心武等人的作品来看，他已经建立一种文学形象谱系的意识，任何一个典型形象置于广阔的文学生态中，都能轻易地找到参照。多相类比，不同语境下的同类人似乎面向着相同的旨归，其情感表达和命运选择在回应时代之余，必定凝结出某种稳固的合力。

　　金理写鲁敏，率先关注的是社会转型期，新旧意识交替和革命记忆渐次远去的境况下，鲁敏这一代作家的个体与历史的关系。历史对人物的塑造与定义被牢固地框在对时代断裂有深切感知的作家笔下，由此，那个特殊的空间里人们的生存、挣扎、自由、思想解放，才是独属于“70后”作家的精神遗产。在具体考察中，金理根据对鲁敏的动态追踪，有意识地梳理出其创作脉络中的“系列书写”，却并未就此止步。他从阿波罗式书写和迪奥尼索斯式书写的对立出发，阐发出鲁敏文学里的“自反”特征。金理认为，这种特性也许是源于作家的天性或下意识。但我们同样看到，金理眼中的鲁敏是一个充满理性与自觉的作家，她清楚地把握着每个阶段、每次创作的规划与设计。可那些存在于人际之间隐秘的，朦胧的暗流和细碎的情思，实在是难以掌控。如果一个作家对自己笔下的事物过于明了，那文本最终的结果反倒未必能全然尽如人意。

　　金理在全书中多次提到李长之先生分析《红楼梦》时的一个观点：在材料的采取上，并不在你如何选择那奇异的，或者太理想化的资料，却在你如何把平常的实生活的活泼经验拿住。他以田耳的《一天》为例，分析这篇“拆了舞台，八面来风”的小说怎样呈现那嘈嘈切切的鸡零狗碎。在田耳节制而不动声色的叙述中，金理一一捕捉到了他笔下人物的喜怒哀乐，最终却仍然无法回答那个开篇提出的问题——什么是田耳的小说之心？但答案其实呼之欲出，“一朵花慢慢展开花瓣”，平凡的个体从现实规定的禁锢中走出，一边演绎着真实的活泼的经验，一边向人性的无限性和高贵处探寻。

　　同样，在对张忌的论述中，金理再一次提到“平常经验”的重要性。在前文中，金理已经将张忌的写作路数划分至底层写作。在这个范畴之下，张忌笔下生活的参差形态似乎上演得愈加分明，人物的诸多举动总是无限趋近于丑陋却真实的境界。《出家》中，金理关注的是那个并非简单的和险恶世界对立的“我”。在绝境中沉浮的人往往才是生活参差和人性幽暗的绝佳例证。金理创设性地将“我”的送礼举动放在社会关系学的领域里审视，以另一种视角解读人物选择，则是在把握其动机、分析其后果的同时，更加妥帖自如地证实了作家已为文本注入了“平常的实生活的活泼经验”。

　　不少评论者在论及郑小驴时，都表现出对其“鬼魅叙事”的浓厚兴趣。在本书中，金理对这一话题有了新的阐释。金理只是隐约指出，郑小驴的鬼魅风格使他联想到楚文化和沈从文的文学传统，但却并未深究这一风格的真正来源，而他迫切关注的，是培育郑小驴鬼魅风格的土地上的故事是何其荒诞。金理的焦点无疑是精准的，省去对形式与外在的关注，深入挖掘在公理与正义缺失的状况下，颠沛流离的青年人如何被现实打压，如何与强权的社会抗衡，如何直面自己尖锐的欲望，如何在渺小与绝望中冷眼见证秩序的垮塌……金理沉重地把“阴森”一词盖在了郑小驴身上，仿佛他笔下的幽灵时时刻刻在搅动着这个冷寂的世界，时时刻刻在陪伴着那个失意的少年。

　　诚如金理所说，这是一部“素面朝天”的评论集。在书中，他已全然抛却技术层面的追求，而选择了从容不迫地与作家开展对话。无论是开篇即袒露心意的“告白”（叶弥论），还是由诗入评这样新颖别致的方式（田耳论），均可昭示出，金理在走进文学现场时的姿态是轻松自然的。书中的每篇评论，都经过了几次三番的精心修改，有的时间跨度甚至长达十年。也许十年间，作家的创作姿态已与最初的模样千差万别。但正是在这样实时跟进的切磋与互动中，金理与观照的作家相互陪伴，相互生长。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位满怀热忱的文学研究者对作家长期的追踪与坚守——他始终站立在文学的原野上，和一场又一场清风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