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友砥砺

　　离开宁波，任伯年来到了上海。

　　上海开埠之前，这里就有“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之誉，成为国际通商口岸后，迅速发展成了亚洲最大的商埠，也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中心。国际都市、十里洋场，各色人物在上海演绎着风云变幻、活色生香的历史活剧。

　　“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于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踽踽而来，侨居卖画。”官僚买办、工商业主等人物既要用画作为居家、办公装饰，也作为赠送应酬的礼品。此时，西方绘画、摄影、广告等实用美术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日益深刻。科举制度逐渐被现代学院教育替代后，传统文人士大夫阶层渐趋消亡。市场需求和人们审美眼光的变化，要求商品画在功用性、装饰性和艺术性上得到调和统一，这与传统文人画追求温雅平和的审美范式，是有很大冲突的。

　　任伯年不是传统意义的文人，他作画不仅是为了写心写意、愉悦自我，而是要以笔墨为谋生工具，用画来养家糊口的。但是，怎样在剧变的社会，创作出“适于众口”的作品，并以高水准的艺术引领一代风骚，这是时代留给任伯年的课题。

　　1868年，任伯年来到上海后，迅速融进了当地的文化圈子。经任薰介绍，任伯年得与胡公寿、姜石农等人结识。胡公寿介绍他在古香室笺扇店画扇维生，并为他安排居所。胡公寿斋名“寄鹤轩”，任伯年就将寓所命名“倚鹤轩”，表达感恩之心。胡公寿和海派名家张熊都为任伯年延誉，使他名声渐大。起初，任伯年的山水画功力欠佳，有客人订购山水画，任伯年就到胡公寿家，在他指点下完成。胡还教他站立作画、画作题跋慎用隶书，多用行书笔法。这些，都让任伯年获益很多。二人留下了许多合作书画，当时有“任胡合璧”之誉。

　　任伯年曾把胡公寿和另一位书画家朋友高邕都画成了乞丐。《横云山民行乞图》中，胡公寿头戴破草帽，身穿敝衣，赤脚侧立，左手拄竹杖，右臂挽着的竹篮内放着书卷和折枝梅花。人们能感知这是一位乞丐，但不是寻常的乞丐，而是风雅的诗书之丐。同样，《高邕之像》上，高邕芒鞋竹杖，头发散乱，脚边的提篮中装满了书卷和笔砚。当时，“书丐”高邕、“印丐”吴昌硕、“兰丐”闵泳翊合称“海上三丐”。虚谷《冬日》诗云：“满纸梅花起偶然，天成寒眉任周旋。闲时写出三千幅，行乞人间作饭钱。”作画时的任伯年肯定想：大家都是以笔砚乞食，包括我任某人，也是上海丐帮的一员啊！

　　任伯年有时出门和朋友相会，往往一走就是一天，家人希望他在家多作画，可以多卖些钱，不想让他出去。有一天，门口传来很急切的敲门声，任家的人不高兴了，心说不知道是哪个“损友”又来缠人呢，就带着情绪“出恶声”。听到门外说是吴昌硕，这才开了门，不好意思地说：“不知道是吴先生，还以为高邕又来拉他走呢。”

　　任伯年比吴昌硕大4岁，对于吴昌硕来说，任伯年亦师亦友。而吴深厚的学养，对任伯年的艺术也是有促进的。任伯年曾给吴昌硕画过9幅肖像画，这些作品大都成了见证两位大师友谊的经典之作。1888年画的《酸寒尉像》，当时吴昌硕是职位卑微的小官，画中他头戴官帽，身着长袍马褂，脚穿官鞋，一双马蹄袖交于胸前，面容凄苦，一副茫然之态。“苍茫独立意何营，似欲吟诗艰一字。”吴昌硕一身才学，年过不惑，仍是供人驱驰的小吏，酷暑时仍需衣装整齐，奔走服役，战战惶惶，汗出如浆，此中难堪，真是可叹。另一幅《蕉荫纳凉图》中，吴昌硕赤裸上身，大腹便便，手拿蕉扇，闲坐在竹榻上，身后芭蕉枝叶散乱，吴昌硕神态惘然，若有所思。正如吴题诗所言：“天游云无心，习静物可悟。”这些画，以娴熟洗练的传神之笔，表现了吴昌硕丰富的内心世界，真是呼之欲出，令人击节赞叹。

　　任伯年还和姚燮、周闲、姚小复、赵之谦、朱熊、朱偁、虚谷、蒲华等书画家成为朋友。随着画名日盛，和吴榖祥、潘荫、杨岘、吴大澂、俞樾等文人名流也多有往来。“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这些群星璀璨的朋友，都成了任伯年画艺的助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