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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文:青年人要多一点定力与专注

发稿时间:2020-04-02 16:12:00 来源:

  本报记者 朱娟娟
 
 
  李修文,1975年出生,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武汉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中短篇小说集《浮草传》《闲花落》及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等,曾获鲁迅文学奖、春天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编剧作品曾获大众电视金鹰奖。本报记者 朱娟娟/摄
  如此大的天下,这么多的人,这一次,作家李修文选择了“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建一座纪念碑”。
2019年岁末的一天,李修文携新书《致江东父老》,出现在湖北省外文书店读者交流会上。身为茅盾文学新人奖与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湖北省作协主席,与读者刚一见面,李修文说,“没觉得自己的写作有什么不得了”。
《致江东父老》全书30万字,收录了十多篇文章,描写的是落魄的民间艺人、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过了气的女演员、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得不抛弃自己孩子的女人、靠歌唱获取勇气的穷人……是在当今叙事中,似乎越来越安放不下的一些人。
这样一些人,在作者笔下,“是可怜人、也是可爱人”。
这样一些“不值一提的人与事”,带给作者无尽的养分,“想要用尽量匹配的描述,带到更多读者面前。”李修文说。
“文学拥抱的是发不出来声音的人”
《致江东父老》聚焦的对象,似乎有着共同的标签:“小人物”。但作者并没有刻意去选择。
在作者眼里,自己同样是小人物;所记录的,都是一路上与自己同行、一起取暖的人,在这些相逢又别离中,所看到的那些明明灭灭、愁肠百转,那些丰富复杂与静水深流,“已然化为了命运本身”;是“作为人民而写作”,而不是“为人民而写作”。
事实上,在多个场合,李修文提到,从《捆绑上天堂》到《山河袈裟》,中间有十多年,自己甚少作品问世。这十多年,“我肯定遭遇过一些人生的窘境,而每每在窘境之中,无论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还是货真价实的帮助,大多来自这些‘人民’。由此,我愿意滴血认亲,和他们喝一杯酒走同一条路,仅此而已”。
“小人物的声音、痛哭、狂喜,是在文学里的。”不同于新闻学、社会学意义的角度,《致江东父老》聚焦这些“不值一提”的人与事,便是要去“拥抱发不出来声音的人”。
在李修文看来,我们每个人的体内,都携带着一场暴雪,都携带着一座深渊。很多人一生中,要一个人度过多少兵荒马乱、十万火急的时刻,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时刻,内心已有了惊涛骇浪,但在别人看来这不值一提。“文学便是要去拥抱那些不确定的、疑难的、暧昧的、困难的东西,它往往是在新闻停止的地方、肉眼停止的地方,我们心灵的驿动才刚刚开始。”
不过,作家感兴趣的,并不是某种波澜诡谲的人生。“你说你的人生是特别的,其实,别人的人生也是特别的;你说你尝到过爱与苦痛,别人也尝到过非常珍贵与刻骨的爱与苦痛。”
在李修文看来,文学比拼的并不是苦难,而是人对于苦难的超越,起码是承受能力。
翻阅《致江东父老》,这些“不值一提的人和事”背后,贫寒中的情义,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如何没有倒下,苦水里浸泡过的心偏偏不肯被驯服——中国人身上最值得肯定的东西,依旧在我们的时代静水深流。这也是作者最珍重的美。
“写作是自己对自己的拯救”
提及创作历程中此前十多年的“不知所踪”,李修文说,自己写剧本去了,参与了一些影视剧的创作。编剧、制片人、策划、出品人、监制,都做过。他用“漂泊”“浪荡”“奔忙”来概述。他也提到,一些人可能猜测,他是不是过得“心如刀绞”?
他觉得其实还好,“我在生活。在生活的泥潭里,渡过了自己应该渡过的障碍。然后重新回来写作、成为一个作家,如此而已,我觉得非常幸运。”
李修文从二十四五岁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现在回头看,他觉得自己做专业作家“太早了”。
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坦陈,《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出版之后,自己一度沉寂,在写作上充满了颓丧和虚无之感,也在严重的自我怀疑中无法自拔,“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是过度文学化的生活所带来的伤害或者损耗。”
后来,他投向了影视圈。不同于写作时关起门来孤家寡人打自己的一场仗,影视剧的制作过程需要非常强的动手、协作能力,他和更多人产生了交集。“我首先是要去生活,然后才是去写作。”
这十多年,他也并不是在“体验生活”。他认为,生活不是能体验得清楚的。只有拿自己的遭际、肉身变成命运,拿生活变成命运本身,建立和这个时代的人的通道,才有可能对这个时代的人的内心、情感与遭际将心比心,真正进入对方的生存当中去。
在李修文看来,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写作”,一个作家有时要靠在日常生活中的磨砺、要经过时间的擦洗之后,才能明心见性。“当重新建立自己的肉身,使自己的身体长出新的‘关节’、长出新的‘器官’,来重新感知这个世界的时候,谁说这不是一种创作呢?”
《致江东父老》序言里,有这样一句:“天下可爱人,都是可怜人;天下可怜人,都是可爱人”。在他看来,这么多可爱与可怜聚集在一起,作为一个作家,如果有能力将其写出来,与这样的可爱、可怜相匹配,这既是一个写作者的尊严,“也是我们能够活下去、写下去的一根救命稻草”。
他这样总结:这本书是写给江东父老的一封信,实际仍是一种面向虚空的实在,“写作是相当沉重的,但也是自己对自己的拯救,是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
“青年人要少一点‘丧’,多一点定力与专注”
几乎与《致江东父老》中体现出的人对苦难的承受与超越一脉相承,当天与读者的交流中,李修文提到,面对苦痛,面对梦想,要多一点定力。“老实讲,我对今天好多年轻人过于‘丧’非常不满。荆楚文化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向死而生’的劲儿,到哪里去了呢?”
李修文不避讳自己曾在文学创作历程中十多年“不知所踪”,他引用了喜爱的诗人、剧作家沃尔科特的话:“要改变你的语言,首先改变你的生活”。
他进一步阐释,当生活已一潭死水时,语言不太可能有活力。而一个作家终其一生要警惕的,恰恰是语言的腐败与惯性。为了改变,让语言不断有生机、生趣、活力,“你就要保证你的人生有生机、有生趣、有活力”。
有年轻人请他开书单,似乎读完哪几本书就可以迅速精进、改变人生。他认为不存在这样的书,所谓阅读与写作,最重要的是建立它的有效性。而阅读的有效性,恰恰来自多读“无用”之书。
比如,热爱写作,就先将西方经典文学名著读一遍,“不断地读,不计后果、不问前程地读,到最后反而发现,实际上它改变了你的人生,变成最有用的东西。”
在他看来,当认定了心底的梦想,便不要被一种所谓的“成功学”所囚禁、束缚,甚至阉割。16岁起,凡是跟自己的写作目的相违背的事情,无论多么花团锦簇,他都会掉头就走。现在回过头来看,因为心无旁骛,这样反而最节省时间。
由读书写作推及开来,李修文提到,无论历朝历代,无论活在任何一个时空里,每个人都要孤绝地打一场自己才能完成的“战争”。
他举了个例子,在跟搭档宁浩导演一起参加活动时,经常有年轻人希望宁浩鼓励几句。宁浩总是冷冷地回答对方,“做导演是不需要鼓励的”。
李修文有着类似的解读:“如果要完成自己的一场命运,就必须有一种向目的地殉道的精神。这不是一个技法、一种技巧所能解决的事情。”
他还提到了中国古代文人一个特别好的姿态: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写下那么多诗作,但从来没有自传。“他们深信自己写下的诗文,已经化为了山水草木本身,已经和我们的时间、空间相结合。这种姿态,在一个巨大的虚空当中的一种实在,一种在无人观看处的实在,就是自己实打实的存在。”他说,这影响了自己整个写作和人生。
责任编辑:只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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