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我国的文坛发展可谓是朝气蓬勃，出现了众多优秀的作家作品。这些作家中的佼佼者不仅获得了我国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家级大奖，甚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等一众国际性文学大奖，实现了我国文学与世界文坛的有效对接。面对如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作家作品，确实需要有心人对其进行记录与整理，而这种记录评析不是那种停留于文学史当中的文本概括归纳，而是进行面对面的带有温度与情感的深度交流。

　　的确，这些作家自然多年来已经被无数媒体记者做过采访报道了，但我们通过多年来作家们的口口相传，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采访文本对比后发现，舒晋瑜的采访记录是其中公认的翘楚。特别是自其2014年以来陆续推出的《说吧，从头说起》《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深度对话茅奖作家》《深度对话鲁奖作家》四本重量级的文学访谈录，是对我国国家级文学奖评奖工作的有益记录整理，堪作全面系统的档案式总结，更是进一步了解诸多名家名作的有效途径。

　　当众位作家抓住灵感、凭借扎实的积累、结合时代的馈赠，进而撰写出自己颇为满意的佳作时，特别是这些佳作获奖时，这些作品无疑就会被称为“好作品”。

　　首先，好作品的评价标准固然有见仁见智的成分。不过，好作品在诸多作家的阐述中，依然有一些公认的要素在里面，也就是说，能够称为“好作品”必须要具备一些不可或缺的元素。比如韩少功认为的，好小说很难有个行业标准，但一些基础的标准依然绕不过，他将其归结为八个字：“始于情感，终于人物”。这是好理解的，凡有过创作经验的都知道，创作必然是因为所接触的人与事带给了作者触动，对所要描写的对象有了想要表达的感觉，这便是有了情感，有了创作的冲动，而不是搬个理念或者技巧去炫技去哗众取宠。而“终于人物”，就是这些情感的冲动要落实到人物身上，把人物写得鲜活、结实、丰富，而不能成为一些华丽的影子和流行的标签。所以，韩少功认为：“没有这一条，玩结构、堆情节、秀文体，就都成了空中楼阁，画鬼容易画人难。”

　　当然，这些作家对好作品的评价标准自然是从其自身角度出发，很大程度上，带有个人好恶的差异，但恰恰这种角度的差异，带来了全方位对作品的品评和对创作的认知。

　　比如当舒晋瑜问到陈应松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作家时，陈应松的回答注重的也是个体差异性，因为唯有差异性、陌生化、异质化才会有辨识度，才能够在众多作家作品中脱颖而出。所以，陈应松格外强调小说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又源于作家的孤独性——但这种孤独不是刻意为之的脱离社会，而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获得自然也是因人而异，在陈应松就是因为与其早期的语言训练有关，他说：“我的小说与大多数人不同，正是得益于自己的诗歌素养，我的语言的音乐感，描写的诗意，节奏感以及追求小说的密度、凝练和小说排列的美感，以及处处象征意味，都是与写过诗分不开的。这与完全没写过诗的作家完全不同。”而实际上，得益于诗化滋养的小说家、散文家有相当一批，比如阿来、鲍尔吉·原野等，都是写作诗歌出身，并且也确实因为诗歌的滋养，而让他们日后的作品大放异彩。

　　舒晋瑜的文学访谈录不仅采访了近些年来非常活跃的作家们，还对早年获奖后，近些年来鲜有露面的作家们进行了访谈。如此一来，舒晋瑜所采访的作家数目与质量上都是很可观的，由于这些作家在诸如诗歌、散文、散文诗、文学评论、报告文学、小说、戏剧等各种文学体裁上都有重要建树，因而结合起来看，让舒晋瑜的文学访谈录甚至带有别样的文学简史的效果。

　　众多作家在与舒晋瑜的畅谈中话题越打越开，不止于文本，还把自己的兴趣爱好、阅读写作经历全面地阐释了出来，因而文本也便带有了作家评传的效果。阅读这些访谈录，真的就是在听一位位文学家在讲学，讲创作心得，讲成长故事，讲对文学的见解。比起在众多文学报刊上作者写的那些创作谈，舒晋瑜的访谈录更是全方位、立体式地展现了一篇篇作家的深度创作谈。

　　《深度对话鲁奖作家》一书已经完全展示了舒晋瑜的文学访谈特点，内里众多作家评论家同时也是舒晋瑜成长的见证。显然，舒晋瑜的采访是下了足够功夫的，她给众多作家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对其作品进行过细致研读与深入思考，所以很多时候她的提问本身就是对众多作家作品的评述，对许多作家作品的提问是呈现创作的多面性的阐释性提问，见解独到，梳理全面，而且那是融入对文本的体悟、区别、辨别、厘清，带有追问性质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