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已经在文学史上赢得巨大影响的《凤凰琴》和后来的《天行者》，其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仍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阐释。在互联网上以“《凤凰琴》”为关键词检索，会发现关于小说原著和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的讨论始终保持着话题热度，足见其是常谈常新的、始终处在意义生长状态的文本。这在文化热点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殊为不易。三十年以来，不同代际的读者与时间一起，共同锻造了《凤凰琴》在当代文学中的“纪念碑式”意义。

　　更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文学有其独立的审美价值，但《凤凰琴》的影响多次溢出文学本身，“介入”现实生活，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承担了重要的功能。

　　《凤凰琴》之所以能够持续“圈粉”，从艺术表现上来看，在于十分鲜明地体现了现实主义不断发展着的创作原则。在经历上世纪80年代与先锋写作思潮的同行和对话后，上世纪90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在对“人们的相互关系，情感、心理、思想、欲望以及它们的冲突和变化”（钱中文）等的表现方面，愈加显示出其“创新性和综合性”特点，《凤凰琴》可以说是彰显乃至创造这些变化的典范代表。在民办教师这个特殊群体和界岭小学这个独特的空间中，作者以对生活饱满而生动的细节呈现和对心理活动的细腻刻画，呈现了具有普遍性的朴素人性和生活本质。而从阅读接受的角度看，最能打动读者的则是蕴含在时代性主题中的深沉情感和对传统价值的坚守。

　　相信大部分读者会被小说中在艰苦环境下工作的民办教师们的奉献精神所感动，也会为他们热切期盼转正却不能如愿的遭遇而扼腕叹息乃至生出愤懑之情。除此之外，将《凤凰琴》放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社会生活现场，更可体悟到字里行间激越流淌的关切现实、直面现实、批判现实的勇气，小说的时代性溢于言表。

　　首先，民办教师与个人奉献极不相称的工作和生活境遇，深度折射了在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洗礼中形成的普遍性矛盾，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界岭小学实际上是当时整个中国农村教育尤其是山区教育的缩影，余校长、孙四海、邓育梅们所遇到的待遇低、学校缺乏办学资金、不被权力尊重等困难，是在当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实践中，基础教育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真实写照。在这一点上，小说用照相机式的写实笔法处理现实经验，没有夸张的修辞。就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而言，小说中的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是统一的。对教育、对民办教师的忽视乃至“遗忘”，可以归结为由于分配不公而导致的内部矛盾在社会面上的集中反映；同时也是经济大潮冲击下的社会思潮震荡所导致的文化价值衰落的一部分，小说中还批判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等方面，例如迎接上级检查时弄虚作假等，而这些现象当时不只存在于教育系统。小说中的人物遭遇和故事情节切中了时代的痛点。

　　其次，《凤凰琴》把握住了中国人集体情感的跳动节律，写出了经过观念冲击后的中国人民（主要是农民）向往文明生活、渴望通过知识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

　　小说中数次写到张英才携带和阅读小说《小城里的年轻人》，以及给家在城郊的女同学写信的情景，这显然不是叙事中多余的枝蔓，而是作者的匠心，是人物对现代化城市生活的崇拜和神往之情。张英才、蓝飞等借助万站长的权力去当民办老师，其最初的目的都在于试图通这个办法告别农村生活成为“公家人”。老师们在欠发工资、办学经费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在大山深处的小学里，是为了使这里的孩子们能有学上；尽管有些孩子由于家庭生活困难而辍学，但家长们对老师无以言表的敬意背后潜藏着的是他们想让下一代走出大山的热切愿望。从《凤凰琴》到后来的《天行者》中，都鼓胀着这样的情感动能。在这个主题上，小说与铁凝的《哦，香雪》异曲同工，只是《哦，香雪》是内视角，而《凤凰琴》采取了外在的批判性视角且表达更为隐蔽。

　　渴望转正、渴望像公办老师一样可以挺直腰杆做人的民办教师，和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过上城市生活的农家子弟，他们的愿望都受到了现实的阻碍。这种矛盾构成了叙事中最有力的戏剧冲突；还原到客观世界里，更是社会现实中结构性冲突的叙事模型。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揭露、批判，是同情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还老师们一个公正，是小说虽未曾呼出但始终蕴聚在叙述中的情感期待。小说以悲悯之心为公众代言，由此拨动了社会的心弦。

　　如何阻挡人文价值跌落后形成的颓败性力量并缓解具有时代性的矛盾冲突？

　　《凤凰琴》选择了从传统精神中寻找解决方案。小说着力塑造民办教师为人师表、无私奉献、爱学生如子女的性格形象只是方法之一，在刻画民办教师职业操守之外的种种情节中，也都显现出对传统的追慕与躬行。

　　值得注意的是，“感恩”和“报恩”是《凤凰琴》中着力旌表和弘扬的德行，无论是叶碧秋的父亲为张英才砌灶时的一番感激的告白，还是明爱芬去世后“千把人”怕将来余校长为还人情而不去登记挽礼等，都是为了表现这一点——与此相对，民办教师们近乎悲惨的遭遇恰恰是因为社会忘记了“知恩图报”的伦理道德。老师们从以学生家长为代表的“民间”受到的尊重与以体制性力量为代表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是对后者毫不留情的批判。张英才的变化使传统精神价值在与时代流俗的博弈中成为获胜的一方，张英才初上界岭时不过是舅舅万站长设计的权宜之计，最初张英才也认同这样的安排，但在余校长等老民办教师的无声感召下，特别是经历了孙四海和李子遇险、明爱芬病逝等事件之后，他面对已经到手的指标发出了“我不转正”的喊声，由此完成了个人的成长和灵魂的净化，借助人物的转变将小说的精神价值推向了高峰。

　　有人将《凤凰琴》和《天行者》看作“人民史诗”，并不只是因为它描写了以民办教师为代表的“底层民众”，更因为小说中高挂着被公众企盼、被主流社会张扬和鼓励的理想风帆——正是这种表现为时代的内蕴，又根源于传统的道德和价值期待，将个体的人凝聚成了政治性、社会性的“人民”。显然，小说参与了将时代精神与传统价值融为一体的民族精神和社会意识的建构，同时也达到了抚慰人心的情感效果，因此终将是不朽的。

　　《中国青年作家报》2022年7月19日 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