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心里怀着木、竹、石“三友”，苏轼把自己修炼成了可敬可亲可爱的人，也成了大多数人的朋友。按照孔子“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的标准来评价，苏轼也会是一个让人获益最多的朋友。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苏轼，又是站在宋代文化顶峰的人。他又像是我们身边一个通达、睿智的长者，一个慈祥、诙谐的老伯。

　　个性外向的人，从他身上学到清通、旷达、豪迈；

　　多情多感的人，从他身上学到真挚、细腻、优雅；

　　生性硬朗的人，从他身上学到坚忍、勇毅、傲岸。

　　有好事者统计，苏轼一生交往的朋友有1000多人。他自己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被贬惠州，他的诗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到宰相章惇耳朵里，章惇心想：你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呐！于是又把他发落到儋州，章惇就是想要他死在荒岛上。没几年，章惇失势，被贬到岭南的雷州。章惇的儿子章援写了一封长信给苏轼表达歉意。他回信说：“某与丞相（章惇）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

　　1084年7月28日，已罢相归隐南京8年的王安石听说苏轼路过，就骑着毛驴去见他。两人相伴游山玩水、诗酒唱和，往日恩怨，都付尘烟。分别的时候，王安石望着苏轼的背影慨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在官场中，他有许多政治理念相近的朋友，所谓的元祐党人中，有富弼、张方平、吕公著、范镇、滕元发、王巩等人。

　　文坛朋友更是不胜枚举，王诜、文与可、米芾、李公麟、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

　　佛道两界的朋友，有僧人佛印、大通、参寥、惠勤、维琳，道士乔仝、吴复古等。吴复古陪着他从南雄一路走到惠州，后来还陪苏轼到海南居住数月。

　　马梦得是他的“死忠粉”，苏轼被贬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相随了20年。巢谷在苏轼得志时不去凑热闹，等他被贬黄州后，却跑去做苏轼孩子的私塾老师。

　　乡绅、老秀才、贩夫走卒、农夫村妇、歌姬……苏轼和他们侃大山、开玩笑，玩得不亦乐乎。

　　他活着的时候，就有百姓为他建生祠。他死后900多年了，比杜甫还忙。明人董斯张就说了，“大苏死去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到了今天，他平生经历的16个城市，都有苏东坡研究会，都建了苏东坡纪念馆。

　　他是当时风靡东亚的“天王巨星”，诗文远播到高丽、日本和其他国家。当时的高丽，每年录取30个左右的进士，每次放榜，人们就会说：今年又出了30个东坡。

　　1101年8月24日，苏轼去世，“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

　　我常想，《枯木竹石图》里，传达更多的是冷、硬、倔的精神特质，缺少他温雅、亲和的那一面。后来我明白了，我们离他那个时代太久了，快要1000年了，那种把气节、德业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价值观念，对于太重视物质生活、眼前利益，而缺少生命终结思考的我们来说，确实感到疏离、陌生了。

　　所以，我们需要他这样的朋友。

　　最后，让我换一个叫法——大家感觉最亲切的还是“东坡先生”。

　　特邀编辑：董学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