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街心花园跑步时，我突然发现距离花园雕塑约100米的地方，影影绰绰的树荫下，似乎有人在买烤红薯，只是天将黑不黑，路灯也没有亮起，看不太清楚。但飘飘渺渺混杂着冬天的凉风送到鼻孔中的分明是甜丝丝黏糊糊带着点烤焦味的烤红薯香味，只是这香味蜻蜓点水般穿鼻孔而入，后又快速滑过鼻腔，回旋返到舌尖，又伴随着口水的吞咽，消失在了肚腹之中。

　　脚步微顿，身体不由自主地转向了树荫下。树荫下，一位戴着口罩的中年男子佝偻着身躯，正用手在翻烤着改装后的三轮车上用洋铁桶改装成的小火炉上铁沿边的红薯。正要张口询问，一股凉风伴随着阴湿的冷气硬生生冲进了我想张还没有完全张开的嘴中，像一把寒冰玄铁剑直插胸腹，不争气的小腹马上以刺痛提醒着我跑步前不适合进食，更何况是在这样一个阴冷潮湿的上海冬季黄昏时分。

　　脚步和身躯又重新转向了正常跑步的方向，眼睛却下意识地在锁定着小火炉上几个正烘烤着的红薯中体态丰满的“那一个”，心里默默祈祷千万“等我”，万不可“下嫁”他人。

　　跑步时，脚步习惯性地迈向了前方，脑子里却不受控制地“溜”向了后方。

　　幼时村居，冬日里北方天更寒地更冻，村里的山沟、土堆、房顶、树杈都是我上蹿下跳、左奔右跑的广阔天地，往往是天完全黑了才带着一身泥土疲惫不堪地往家里走。进了家门，手脸都来不及洗就冲着母亲嚷嚷饿，那一刻我那久已被遗忘的肚子也极配合地发出叽里咕噜的叫声。母亲一边嗔怪我不早点回家，一边又叫我先去洗干净手和脸。虽不情愿，但碍于母亲的坚持，还是没办法先去洗手和脸了。洗的速度之快，效果之差，我每次都可以从母亲看向我的眼神中读出来。但是，肚子实在太饿了，叽里咕噜的声音简直声大如鼓要咚咚作响了。

　　母亲能拿出来的好吃的虽努力每次不重样，但拿出小半块烤红薯的时候的频率更高些。每次，母亲递到我手中的烤红薯总是带着灶火的余温。把皮轻轻撕开，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我总是一边用舌头舔着嘴唇，一边着急忙慌地冲着那略带着焦黄的软糯咬下去，一大块焦香味十足的烤红薯进嘴的一刻，才意识到烫，想吐出来又舍不得，“小火碳”下肚的一刻，我也被烫得跳了起来，揉肚子，甩手，喝温水，嘴里嘶哈有声，好一阵折腾。“小火碳”熄灭在肚中的一刻，嘴巴又狠狠咬向了那一块正散发着糖香味的软糯焦黄。

　　烤红薯百吃不厌，但总有吃完的时候。不知道是家里红薯种得少了，还是母亲已然将小半块红薯替换成了一整个红薯以满足我在外“野”半天的消耗，记忆中那年红薯“断顿”的时刻来得格外的早。又是野外疯跑半天，看到母亲特意烤在灶火边的煮倭瓜，知道是母亲特意为我准备的，拿起来习惯性地往嘴里塞，可怎么咀嚼也尝不出烤红薯的焦甜香糯的味道。好不容易，吃了一小块，就推脱吃饱了，将剩下的一大半又烤到灶火边。母亲看了看，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得少种半亩谷子，多种半亩红薯了。”

　　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农忙时节，母亲早早地将拿自家的猪粪和别人家换来的驴粪，混合着筛过的细黄土搅拌均匀后装了整整两大柴锅。两口大柴锅都是用久了出现裂痕的，是发红薯秧的最佳容器。往年这个时候，母亲总担心我会祸害红薯生秧这一神圣时刻，每每借故打发我出去，她好静静地做这项工作。这一年，母亲却格外“开恩”，特意叫我和她一起做这项工作，并且指着其中一口大柴锅说由我负责。

　　选芽种，切种块，埋种块，盖塑料布，用浮土压实边角，塑料布上搓针眼，母亲也一一叫我参与其中。淋上水后，母亲又叫我和她将两口大柴锅抬到了院子中央太阳直射到的地方，母亲说这样红薯种块更容易生芽，长成种秧苗。

　　到了红薯种秧苗种入责任田的时候了，母亲特意选择了一个阴天，早早地将间出来的秧苗连带根上的粪土一齐放到筐中，一趟又一趟地担到了地头。刨坑，放秧苗，埋土，用手拍实，等所有秧苗都种入责任田中被母亲特意划出来的一片红薯专有区域后，母亲指派我微微地为这些秧苗洒上些水。等这一切都做完后，母亲拉着我的手，收拾筐和水桶准备回家了，看着蔫头耷脑的红薯秧苗，我总担心我拿捏不住轻重地洒水会把它们浇死。第二天一大早，早饭都来不及吃，我就跑到责任田，看到秧苗都已然昂首挺胸了，才放心地回家。我一进家门，正要急着和母亲说什么，母亲却先开口了：“红薯比人皮实，不会亏待咱们庄稼人嘞！”

　　不知道是那一年雨水充足，还是我事事参与其中的原因，秋天刨出的红薯比往年都个大体圆，一个个像吃饱了奶的小猪仔滚圆的肚子，锄头不小心刨到红薯上，浅红淡黄色的汁水似乎“喷”的一声能清脆入耳。母亲看到我笨拙地挥动锄头的姿势，一方面耐心地纠正我的姿势，告诉我锄头举得低一些，小心伤着自己，另一方面又像说给我听又像自言自语，笑着说：“我们家小子不愁烤红薯吃了。”

　　记忆中，那一年的冬天，似乎都残留着焦黄甜糯的烤红薯香味，这种烤红薯的香味甚至留存到了来年的春天，甚至是夏天。现在想来，是多么奢侈的“残留”。

　　回忆戛然而止，是因为我跑步结束，被烤红薯的香味实实牵引着来到了那一位中年人的烤红薯摊位前。我正要伸手去拿我用眼神“预留”的那个红薯，烤红薯的中年人却阻止了我。他和蔼地说：“拿灶膛里的吧，热乎一些，正当吃。”我选了两个大体肥的，其中一个都有焦黄色的甜汁沁了出来。“38块，10块钱一斤。”也许看出了我嫌贵的神情，中年人讨好似的微笑着说：“小本生意，不算贵。这一口烤红薯不知道拴着多少人的舌头呢！”我听了一愣，这是我在上海这座把红薯、白薯统统称为地瓜的城市中听到的有关烤红薯最诗意最浪漫的说辞，远比那些煮地瓜有饱腹感是最佳的碳水替代物的说辞不知道要浪漫多少倍。

　　付好钱，看着那位中年人将两只烤红薯装入袋中，我开始迈步往家里走去。一口烤红薯不知道拴着多少人四个季节的舌头，可对我来说，这只烤红薯上，拴着的何止是我这只“馋猫”四个季节的舌头？

　　晚上，是该和在北方老家生活的母亲唠唠这口拴着我不知道多少个季节的舌头的烤红薯了，只是不知道母亲对延伸弥漫到那一年后的春夏季的别样的焦黄甜糯的烤红薯香味是否还留有印象？

　　责任编辑：谢宛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