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魂

　　吴昌硕从14岁就开始学习篆刻，因为家境清寒，他用大铁钉磨成刻刀，在溪边石滩上捡石头或者在方砖、瓦片上练习刻字，也没有印床，只能一手拿刻刀一手拿印石来刻。一次，他用力过猛，刻刀深深刺入左手无名指，从此那根手指指甲再也无法长出。后来，他篆刻的名气大了，求他刻印的人很多，他疲于奏刀，感到成了应付不完的苦差事，因此自号“苦铁”。

　　他用破笔蘸清水，在大青砖上练习大楷。初学颜真卿，又学钟繇，他说单是临钟楷就临了20年。行草书学习黄庭坚、王铎、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十七帖》等，隶书学习《张迁碑》《汉祀三公山碑》《嵩山石刻》《石门颂》等。因为酷爱篆刻，他在篆书上用功最勤。中年时博观大量金石拓本，最倾心于石鼓文。他从30岁时就开始临习石鼓文，43岁时，友人潘瘦羊赠他汪鸣銮手拓的石鼓文精拓本，如获至宝，此后，临习揣摩这个拓本成了他后半生孜孜以求的功课。他写道：“惭余作篆无师承，秦碑猎碣心胸横。”“从兹刻画年复年，心摹手追力益努。”

　　石鼓文也叫“猎碣”，诞生在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刻在10个像大鼓一样的石头上，记载秦王出巡游猎的场景，文辞古奥优美，与《诗经》中某些诗篇语言一致。唐初，石鼓出土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韩愈曾写诗赞它：“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石鼓是国之重宝，记录着上古强悍雄壮的时代风貌。从唐末五代到宋元，随着时代变乱，石鼓累遭失散、迁徙。宋皇祐四年（1052年），凤翔知府向传师在民间搜寻回失散的石鼓，最后找到的一个竟被农人凿成了粮臼。到了北宋末，风流天子宋徽宗命人将石鼓运到汴京，安放在国子监中，并用黄金填字。靖康之变时又被金人掠往燕京。抗日战争时，它们又经历了文物南迁，如今珍藏于故宫博物院。

　　饱经风霜、身世坎坷的石鼓文，几乎可以说是民族历史、中华文化的象征物。它们堂皇大度、宽博厚重的体态，真力内蓄、圆转雄浑、朴茂遒逸的书风里，激荡着大气磅礴、绵绵无尽的人文精神。吴昌硕写石鼓文写了大半生、近60年，越写越深入堂奥，越写越从心所欲，越写越元气充沛，越写越朴茂苍茫。

　　吴昌硕说自己“三十始学诗，五十始学画”。50岁之前，他确实以读书学诗、临书治印为主，但他30岁左右就跟从潘芝畦学画梅了。

　　他追随杨岘学诗，他的诗和他的书风一样，既力求高古，又能自出机杼，写胸中块垒，境界高迈。陈石遗说：“缶庐造句力求奇崛，如其书画篆刻，实如其人，如其貌……生而不钩棘，古而不土灰，奇而不怪魅，苦而不寒乞，直欲举东洲（何绍基）、巢经（郑珍）、伏敔（江湜）而各得其所长。异哉！书画家诗，向少深造者，缶庐出，前无古人矣。”

　　1883年，40的吴昌硕通过高邕结识了海派画家一代宗师任伯年，此后常求教于任伯年。吴昌硕之子吴东迈记述道：“任伯年要他做一幅画来看看，吴昌硕说还没学过怎么能画呢，任伯年说：‘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随便画上几笔就是了。’于是吴昌硕便随便画上了几笔，任伯年看他用墨落笔浑厚挺拔不同凡响，不仅拍案叫绝，还道，你将来在绘画上一定成名。吴昌硕听了很诧异，还以为和他开玩笑的。任伯年却严肃地说：‘即使现在看来，你的笔墨已经胜过我了。’”还有一次，朋友胡公寿对吴昌硕说：“君的嗜画似乎太迟了。”在座的任伯年说：“胸中有才华，笔底有气韵，迟些又有什么关系？”杨岘也说：“画不从画出，而造艺在诗文金石，积水厚力，能负大舟，是知参上乘禅的。”

　　1887年冬，吴昌硕正式移居上海，常去任伯年家谈论画理，郑逸梅在《小阳秋》中引孙紫珊语，记载了一则他们之间的逸事：“吴昌硕学画于伯年，时昌硕年已五十矣。伯年为写梅竹，寥寥数笔以示之，昌硕携归，日夕临摹，积若干纸，请伯年改定。视之则竹差得形似，梅则臃肿大不类。伯年曰：子工书，不仿以篆籀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诀也。昌硕从此作画甚勤，每日必至伯年处谈画理。伯年个性懒，因此画件益搁置，无暇再事挥毫。妻又大恚，欲下逐客令。伯年一再劝止之始已。”

　　吴昌硕自己则写道：“予素不知画。衰病，多睡虑伤脾，时以作篆之笔横涂直抹，丑态毕露。人谓似孟皋、似白阳、似清湘僧，予姑应之曰：‘特健药’而已，奚画为？书为鹿笙九兄嘱，俊卿。”这话虽是自谦之语，但也说明他是把作画当成抒写胸中块垒的保健药，不事雕琢，放笔挥洒，从而抒发意气，放松心灵，是典型的文人画做派。

　　吴昌硕从60岁开始自定润格卖画，十数年后便成为后期海派泰斗，不得不说，这是他深厚的学养造就的。